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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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电影“未完待续”


发布日期:2022-05-14 02:38   来源:未知   阅读:

  农村电影放映员,曾经是大家熟悉且风光的工作。这些年,他们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农村放映的露天电影,观众也明显少了。

  即便如此,徐九斤依旧爱着这份工作,坚持在浙江海宁许村镇及附近的村里放电影,从1982年至今,一干就是40年,还干出了点新名堂——他习惯“喊”人来看电影。他回忆,以前是挨家挨户喊、村里广播喊,到现在是微信里“喊”。2020年,徐九斤“喊”出一个“首届九斤乡村电影文化节”,去年10月,举办了第二届,被他喊来的有《庐山恋》主演郭凯敏、饰演周恩来的特型演员刘劲、女演员林妙可等。

  以前的农村生活单调,“白天扛锄头,晚上靠枕头”,这种单调,很大程度是先被电影改变的。1982年,全国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一个社办电影放映队,农民称赞电影放映队为送宝队。另一组数据显示,1981年全国农村放映电影2200万场,农村电影观众达180亿人次。

  就在1981年前后,徐九斤来到海宁沈士文化站的沈士电影放映队帮忙,主要负责售票。此前他在当地公社从事宣传工作,主要就是拍拍照片。1982年1月,徐九斤才真正开始当放映员,他对自己放映的第一部电影记忆犹新——当时,他拉着一板车的放映设备,来到沈士公社的报国村,那天放的是《保密局的枪声》。他到的时候,已是人山人海,村里工作人员赶紧来帮忙搬机器。围着一块银幕,有人坐在地上,有人爬到树上,也有人趴在墙上。甚至银幕的背面,站的都是人,他们兴致勃勃地表示,虽然从背面看电影画质不如正面清楚,但很有趣,比如“电影中的人吃饭都是反手,还会反身上自行车”。

  整个20世纪80年代,徐九斤所到之处,无不人山人海,电影放映员很受尊重,到村里放电影都会被留下吃饭。当时联系不像现在方便,没有手机,电话很少,农村青年谈恋爱流行看露天电影,比如两人约好某日看电影见面,不少人心里一早就在倒计时了,还有人会在放电影时相亲。因此,为了不辜负观众,徐九斤和同事们就算碰到下雨、下雪,也会到场给放映机搭个棚坚持放电影,下大雨时,棚都遮不住了,他就要将身子扑在机器上护着。观众也风雨无阻,泥路不好走,就穿上胶鞋、撑着雨伞来看。

  1983年,武打片《少林寺》火遍大江南北。徐九斤回忆,他手上的《少林寺》电影胶卷分为4份,经常一天内要安排在4个村放映,最先在一个村从傍晚开始放,放完就赶紧将第一部分的胶卷送到下一个村,依次放映,等最后一个村拿到最后一部分胶卷放映时,有时候天都快亮了。有时候,由于走路送片跟不上,电影“接不上”了,大家都在原地等着,几乎不会走开。《少林寺》当时每张票2分钱,一场就能卖100多元。

  朱惠娟1982年3月1日加入许村放映队,与徐九斤是老朋友了。当时,她首先学习使用的是16毫米放映机,她还记得,当时要经常骑车去放农村电影,机器放在自行车后座两侧;若是交通不便,则需要肩挑手扛一整套的放映设备,包括放映机、喇叭、银幕和电影胶卷——徐九斤记得,这些设备加起来足有86.5公斤重。很快,朱惠娟被派往盐官镇学习使用35毫米的放映机。这种半自动放映机器体积较大,适合在许村镇上的影剧院播放。当时的许村镇影剧院,不仅有电影,还有录像、卡拉OK和小舞厅,影剧院售票小窗口外常挤满了人,大家都喊着买票,“坐票”卖完了,还可以卖“站票”,“站票”还可以“两个人拼一张票”,走廊和影院后面经常站满了人。镇上放电影,更让人羡慕,当时每月工资、补贴,总共有30元,至今想起,朱惠娟对此依旧满意。“有文化的人才能干。”高中毕业的朱惠娟,是因学历较高才被调到乡镇文化站工作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徐九斤发现,镇上的礼堂电影不再吸引人,一场电影有时只有五六个人观看。主要原因是彩电的出现,看电影的人就少了;后来有些人的家里装了空调,更让电影院木质翻板座椅加风扇的组合,少了吸引力。

  很快,放映队的同事们都“下海”了,徐九斤成了“一个人的电影放映队”,他开始自找门路,自负盈亏。徐九斤主动联系村子、学校,由村集体或个人出钱“请电影”,在他的“热情服务”下,观众稍微多了一些,这让他欣慰了一些。

  “人家都办厂子,你还放这个?”一度,家人反对他继续放电影。“已经做了10多年了,不舍得放弃。”徐九斤回忆,如果他不放,附近村里的老百姓可能就再也看不到露天电影了。坚持任何一件事,都是要吃苦的。1995年,他被迫走向市场,个人贷款4000元,到浙江电影机械厂买了新款的“泛星”牌放映机;1997年的一个冬日,温度在冰点以下,徐九斤骑摩托车去桐乡高桥镇的骑塘中心小学放电影,不慎滑倒在了结冰的路面上,摔倒后一个人连机器都拿不起来,后来在路人的帮助下,他才将机器放好,继续出发。如今想来,他依旧觉得辛酸。

  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放电影,要吸引人家来看,一定得有好片子。最早,徐九斤在海宁四处借片子放,片子很快都放过了,为解决“片荒”,得跑到周边的桐乡、余杭、萧山乃至诸暨借。2000年,他第一次开着2.9万元买来的面包车,前往诸暨借片子,一口气借了15部,每部租金15元,3个月内归还。再后来,徐九斤开始与诸暨、萧山等地的农村和乡镇共享片源,互相换着放。一次“抢首发”的经历,他至今津津乐道。2000年,他花了500元,凌晨3点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上海的东方影视公司,为的是天亮时就拿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生死抉择》,最终,他花了3000元拿到该电影的拷贝胶卷,当日下午1点便赶回到沈士中学放映。有时候,他还会赶往北京买片子。

  如此下来,徐九斤在海宁农村和乡镇的“电影圈”里闯出了名气,当地人说“看到徐九斤,就有电影看”。数字电影时代,徐九斤也没有落下,2006年,他买了第一台数字放映机,这在当时浙江农村放映员中属独一份。在他看来,相比胶卷,数字放映操作方便、片源多,还是立体声,与城市里电影院线上映的时间差也缩短了。不过,有些事是农村露天电影始终无法与城市电影院相比的,比如,他在农村放电影的“档期”,只能集中在5月至11月,天气不冷,基本每场都有几十人观看。

  徐九斤的老朋友朱惠娟也坚持下来了。去年9月15日,她到许村镇南联村放电影,恰逢下雨,几位老太太坚持让朱惠娟继续播放,她只得收掉银幕,把影像投在居民家门口的石柱子上,大小跟电视机差不多,放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经典越剧电影《五女拜寿》,几十个老人坐满整场……“租用”徐九斤片源库的朱惠娟跟徐九斤商量,能否多弄些越剧片源,老年人喜欢。当下,农村观众喜欢看越剧电影,如《五女拜寿》《红楼梦》等,连放十天八天都依然看得津津有味,有些人为了看傍晚开始放的电影,下午一两点就开始抢位置。

  不过,观众群体肯定在萎缩。平时经常看抖音等短视频的朱惠娟,也曾尝试吸引年轻人。有一次在村里放电影,一群年轻人非要看《红海行动》,朱惠娟提醒年轻人:“如果放了,老太婆就走了。”她最终拗不过,就放了,放了不多久,老人走了,年轻人也走了不少。

  徐九斤的放映队成员,年龄都在60岁左右,在他看来并不算大,他说海宁还有70多岁的放映员呢。2021年,即使在疫情影响下,徐九斤和团队依旧在海宁、桐乡等地放映了600场电影。朱惠娟的放映队,包括自己在内只有两人,另一位是个年轻人——30岁出头的许海丰,是朱惠娟以前搭档的侄子,工作至今已有五六年,他平时的工作就是帮忙摆摆设备、收放线材等,每月能拿到三四千元工资。

  疫情发生前,他们除了在农村放映电影,有时还专门到学校放电影;这两年,学校放映基本取消了。他们基本靠政府购买服务的托底。目前,他们主要服务海宁十多个村,每村至少每月1场,2021年放映150余场。近些年文化下乡,基本能保证“一村一月看一场电影”,还有一些文艺剧团,也送戏下乡。

  朱惠娟在想,放电影并不难,难在坚持下去。她为许海丰着想,让他在业余尝试做点小生意。2020年,许海丰办起了生产纸筒的小厂,这种纸筒可以供应给纺织厂用来缠线,目前生意马马虎虎。

  许海丰自嘲,现在自己是老年心态,不像以前总想着赚大钱。成为电影放映员后,一些变化在许海丰身上发生着。以前很少接触越剧的许海丰,一开始有些听不下去,不过跟着老年人听着听着,他自己也有了兴趣;此外,电影放映多在晚上,朋友约吃饭,他很难前往,一开始不习惯,渐渐晚上约得少了。他变得比较容易满足,一次,他在学校里放映《战狼》,见他来了,学生们都鼓掌欢迎,这让他很欣慰。

  农村露天电影逐渐成了件怀旧的事。2008年,徐九斤参观中国电影博物馆,他惊觉自己也有很多年存下的胶卷、海报等,萌生了打造电影馆的想法。2014年,他个人出资500多万元,在许村镇建起了九斤电影珍藏馆。很早之前,徐九斤就收藏了一些放映机所用的齿轮、灯泡、皮带等,成了电影珍藏馆内老式放映机能够正常放映的关键。

  在距离海宁许村不远的桐乡洲泉镇马鸣村,“85后”小伙朱强从九斤电影珍藏馆等地获得灵感,2014年前后,朱强开始四处收集放映机并筹备建立电影馆,在此之前,他曾做过电脑维修,目前主业是摄影摄像。2016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朱强的电影馆获得审批。如今,朱强通过展示、教学,在当地的电影馆、学校等场所宣传电影文化。他的父亲朱生荣,也曾是一位农村电影放映员。父亲曾说起,1989年他去村里放映《海市蜃楼》,退场时,放映场地附近的围墙竟然被人推倒了。朱强想象不出,到底有多少观众,才能推倒一堵墙?

  在许村,一场露天电影开场前,朱惠娟会跟熟人唠唠家常。让朱惠娟开心的是,能看到观众看完全场,更让她放心的是,徒弟许海丰并未打算放弃电影放映的“事业”,而是说“准备一直做下去”。图片特写:红色大地上的人物剪影中国音叉组市场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预测报告(2021-202